关于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犯罪问题的调研报告

近日来，笔者梳理了2012年以来我院审理的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，并试图就案件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作一探讨。

一、案件审理的情况

2012年以来，我院共审理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32件，另有1件未结案件，具体各年审结案件及所占刑事案件比例如下：

从上表可以看出，我院所审结的案件中，暂无认定“情节严重”标准的案件，暂未有不认为是犯罪的案件。

另，所审结的32件案件中，涉案赃物经鉴定机构鉴定，价值不足4000元的有12件，占37.5%；无超过十万元的案件。

二、审理该类案件中遇到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关于定罪标准把握问题

无独有偶，我院所审结的32件案件，涉案赃物均为机动车，而非机动车以外的其他赃物，仅目前尚未审结的1件涉及。故在定罪问题上，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以下称“新解释”）施行前，除根据《刑法》第三百一十二条作出认定外，对于机动车赃物犯罪，司法解释主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与盗窃、抢劫、诈骗、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的有关规定认定；而对于非机动车赃物犯罪（我院目前正在审理1件），新解释施行前，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有关规定认定。当然，新解释施行后，新解释与上述两个解释不冲突或者新解释有特别规定的，仍然适用。

（二）关于“明知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”的认定问题

对于赃物犯罪，涉案赃物为机动车的，被告人的主观故意即“明知”容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与盗窃、抢劫、诈骗、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一条作出认定，而对于涉案赃物为非机动车的，则新解释第一条作出的规定，与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一条作出的规定，笔者认为应该并行适用。但是，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一条第二款第（三）项“没有正当理由，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收购财物的”的规定，其中“明显低于市场价格”的认定，难以把握。在我院审理的机动车赃物犯罪案件中，被告人收购机动车的价格与涉案机动车鉴定价值二者相比，少则为1.1倍，多则为5.8倍，由此可见，何谓“明显低于市场价格”难以明确认定。当然，新解释第一条规定了以3000至10000元作为起刑点，在一定程度上细化了定罪标准。

（三）关于“上游犯罪事实成立”的标准问题

新解释第八条规定，“认定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罪，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前提。”但是，对于何为上游犯罪事实“成立”，新解释并未作出具体规定。在我院审结的32件机动车赃物犯罪案件中，均是以“查实被盗”作为认定上游犯罪事实“成立”的标准。但是，对于“查实被盗”亦有不同的理解，难以把握。目前，对于认定上游犯罪事实“成立”的标准，倾向性的意见主要有三种：一种是以公安机关“破案”为标准。理由是公安机关只有就犯罪事实调查取得确实充分的证据后，才会宣告破案，这无论是对于法院、检察院，都有利于减少错案的发生。但是，这种意见有一定程度上放纵犯罪之嫌。第二种意见是以被害人报案、公安机关“立案”侦查为标准。理由是公案机关立为刑事案件侦查，一定程度上确信有犯罪事实的发生，且有被害人报案、现场情况等佐证，较为确实充分。但这种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风险，且不说公安机关是否能破案，至起码未排除“监守自盗”的嫌疑，有悖于“疑罪从无”的刑事司法原则。第三种意见是前两种意见的折中。理由是“破案”标准过严，“立案”侦查标准过宽，加之新解释第八条第一款后半部分规定，“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，但查证属实的，不影响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认定”，认为取折中较合理。但是，这种折中的意见，亦未排除了侦查阶段出现新的证据，足以推翻原认定的事实出现的可能，同样存在一定的风险。

三、意见和建议

一是进一步细化司法解释。诚然之，司法解释是对刑法条文的细化，但司法解释仍有部分规定较为抽象，司法实践中，司法人员只能通过查找部分相关案例的形式加深理解，但这难以解决因不同案例之意的差异、不同人员的理解等因素造成的不统一。为此，建议上级法院对司法解释仍较为抽象的部分作进一步细化，便于法律的统一适用。

二是加强指导性案例的出台。目前，最高法院、省法院出台指导性案例的做法，给基层司法人员在理解法条、统一法律适用上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。但是，这种案例毕竟仍属少数，建议上级法院进一步加强指导性案例的编纂。